我国自古以来就很重视“药”和“食”的结合，早在周朝时期（公元前4世纪以前），朝廷所设立的医疗机构中就设有“食医”这一职位，主要负责君主的食疗养生。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《五十二病方》《养生方》和《胎产书》中记载有不少的药食和药膳资料。
经众多学者考证，“药食同源”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，是人类在长期与疾病、饥饿作斗争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精华。“神农尝百草”就是人类认识食物和药物的真实印记，反映了药物的发现源于人类的生活实践，尤其是食物的寻找。
《黄帝内经太素》一书中写道：“空腹食之为食物，患者食之为药物”，反映出“药食同源”的思想。《神农本草经》等中医典籍记录了中医理论下“药食同源”及其理论基础的演变。
“药食同源”是说中药与食物是同时起源的。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称：“神农尝百草之滋味，水泉之甘苦，令民知所避就。当此之时，一日而遇七十毒。”可见神农时代药与食不分，无毒者可就，有毒者当避。
人们对于“药食同源”最初的认识是指药物和食物来源相同；随着中医理论的成熟，“药食同理”的思想赋予了食物“性味归经”，人类逐渐把握药物的自然属性，并将其应用到饮食中。南北朝时期，食疗文化逐渐兴起，《食疗本草》《食医心镜》《饮膳正要》等食疗专著，形成了“药食同功”的理论基础。
“药食同源”这一概念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医学中食疗、药膳、养生等方面思想的反映，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学对药物和食物起源上的联系的认识。
朱元璋第五子周定王朱橚给后人共留下了4部作品，分别是《保生余录》《袖珍方》《普济方》和《救荒本草》。这四部书籍都可以称作瑰宝。最难能可贵的是，它们都是周王府“自主编纂”而成的，需要耗费的精力和财力可想而知。其中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数《救荒本草》。
《救荒本草》不同于其他的医书，它是一本植物学专著。朱橚当年看到云南百姓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吃野草、啃树皮，因此编撰了这部以食用植物为主的专书，正如它的书名一样，朱橚编撰这部书的目的，是希望在荒年的时候救活更多的人。
这部《救荒本草》是中国鲜有的植物学专著，更准确地说，他是一本“可食用植物的全集”，即，这部书中记载的植物基本上都是可以吃的。
朱橚不仅沿袭了古人记载的138种植物，还新增了276种，他把这414种植物分为草、木、米谷、果、菜五大类，每种都配有木刻插图。在当时，《救荒本草》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朱棣听闻后，特地下旨由朝廷帮朱橚刊印此书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《救荒本草》的编纂非常严谨，有许多植物的药用和食用价值，朱橚都专门请人测试过，一些植物的特点甚至是朱橚亲自观察并记载的。在此后的若干年，《救荒本草》被翻刻了十多次，几乎成了医者们必读的一部重要典籍。总之，朱橚的作品对中国乃至世界植物学、医学领域的贡献是巨大的。
中国古代讲究药食同源，所以，这部著作实际上是把植物学从传统的本草学中专门分化出来，堪称中国植物学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。
明朝中期，李时珍在编写《本草纲目》时，对朱橚的《救荒本草》以及《袖珍方》、《普济方》多有引用；清代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以及《四库全书》也对朱橚的作品进行全文采集。
明朝末年，《救荒本草》传到了日本，书中对植物的详细记载让日本学者们惊叹，受这部书的影响，日本先后衍生了《救荒略》《荒年食粮志》等十余部作品。其中，日本最为著名的植物学书籍《植学启原》也得益于《救荒本草》。
后来，《救荒本草》流传到了俄国乃至欧洲，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，大部分学者认为，该书是世界上已知最早并且到现在为止，仍然是最好的救荒类可食植物的专著。随着它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衍生更多的书籍，它对全人类的救荒工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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